汉高祖刘邦不识书的“人设”深入人心，但他却能够依靠读书人的智谋建立汉朝，并重用读书人、听从读书人的建议，在汉朝局势稳固后迅速转换到“治天下”的思路。
刘邦影视形象。来源/电视剧《楚汉传奇》
世异时移，到了东汉，全国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，通过读书能够习得治国用兵之术、掌握治理国家的智慧，已成为天下人的共识。汉光武帝刘秀“本好学问”，他的功臣集团中的儒生发挥着重要作用，甚至军事领袖也“皆有儒者气象”。三国时期虽然政治格局分裂，但继承了东汉社会读书向学的浓厚风气，大凡渴望建功立业者，都非常认可读书的作用，把读书当成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方式。
那么，汉末三国群雄喜读什么书，读书方法和普通人相比又有何不同？
展开剩余89%读书习惯良好，经书普及率高
陈寿与裴松之在《三国志》及其注中都十分重视记录人物的读书习惯。《魏书》开篇在《武帝纪》中就多次描写曹操手不释卷、对书与知识的重视程度，最典型如：
“御军三十余年，手不舍书，昼则讲武策，夜则思经传，登高必赋，及造新诗，被之管弦，皆成乐章。”
曹操一生作诗词二十余首，其中多首如《短歌行》《龟虽寿》《观沧海》现今仍被传颂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曹操的文学素养与政治抱负。要说这些背后没有大量书本与烛火的增润，大抵是不会有人信的。
国历君自制曹操表情包。来源/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
黄巾起义后，汉朝廷愈加污糟，“权臣专朝，贵戚横恣”，曹操无法忍受这样的政治环境，于是请辞归乡，筑室城外，“春夏习读书传，秋冬弋猎，以自娱乐”。由此可见，读书是曹操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非一时兴起的爱好，且涉猎范围极广，十分“有阅读量”。
曹操之子曹丕继承了父亲的好习惯：
“少诵《诗》《论》，及长而备历《五经》、四部，《史》《汉》、诸子百家之言，靡不毕览。”
曹丕的学习习惯是儿时养成的，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；曹操从小便让曹丕诵读《诗经》《论语》，长大后除儒家经典外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也在书单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可见在身为政治家、文学家的曹操看来，这些书目在理解治国之道以及修身养性方面，都有着极大帮助。
三国青瓷熊灯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刘备对书的感兴趣程度便不如曹操浓厚。《三国志·蜀书》中称刘备：
“先主不甚乐读书，喜狗马、音乐、美衣服。”
这很符合他“草根”的出身经历，倒也不能怪罪，况且这并不是说刘备大字不识。他在临终之前，曾遗诏嘱托太子刘禅要“惟贤惟德，能服于人”，除此之外务必勤奋读书。他还为刘禅列出了一份书单：
“可读《汉书》《礼记》,闲暇历观诸子及《六韬》《商君书》,益人意智。闻丞相为写《申》《韩》《管子》《六韬》一通已毕，未送，道亡，可自更求闻达。”
这些书可分为三类：最先应读的是史书，而《汉书》在其中居于首要地位，其所记之事与刘备望图复兴的汉室息息相关；二是儒家经典以及诸子百家，刘备强调了《礼记》的地位，呼应了他对品质与德行的高要求；三是法家和兵家著作，《六韬》具有百科全书性质，自东汉起被视作兵权奇计，为王侯将相所重，而《商君书》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与具体措施，可以提供实用性计策。刘备推荐的这些书，他自己必定是看过的，他从知史、修德、益智三方面要求自己，同样也以此来要求刘禅。
国历君自制刘禅表情包。来源/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
效忠于蜀汉的名将关羽则独好一部儒家经典《左传》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关羽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云：“羽好《左氏传》，讽诵略皆上口。”《左氏传》即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讽诵意为背诵，意思是说关羽读《左传》已经到了能大致背诵的程度，足见其已反复阅读，吕蒙曾对鲁肃形容关羽：“斯人长而好学，读《左传》略皆上口。”关羽喜爱《左传》，与其认可儒家的思想观念大有关系，其后半生的政治行为与忠义之举，也呼应了他对《左传》的狂热追捧。
观其大略，实用性至上
综上来看，无论读书的目的为何、偏好哪一种，似乎都离不开经书的范畴，但此时的一些开明人士已经透过现象认识到曾十分流行的“务于精熟”的今文经学治学方式终究只是在熟读章句，难成大器。
东吴大将吕蒙借口军事繁重不肯多读书，孙权批评他道：
“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？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。卿言多务，孰若孤？孤少时，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，惟不读《易》。至统事以来，省三史、诸家兵书，自以为大有所益。如卿二人，意性朗悟，学必得之，宁当不为乎？宜急读《孙子》《六韬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及三史。孔子言：‘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。不如学也。’”
三国青瓷羊形烛台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孙权劝学。在孙权的自述中，他早年博览，遍读儒家经典却唯独不读《易》，是因为他明确知道《易》对治国用兵没有价值，这是孙权读书的高明之处。他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“自以为大有所益”者，并不包括儒学经典，提示吕蒙“宜急读”的建议阅读书目，都是史书和兵书，这是希望吕蒙能尽快掌握治军用兵之方法。每个人的职能不同，并非所有人读书都是为了成为博士大儒，吕蒙只管带兵打仗，所以大概并不十分需要经书这件“时尚单品”。
认识到读书实用是好，然而过于强调实用乃至稍显功利的孙权，没有对书中修炼品德的部分上心，他的政治行为也便不具备充分的儒家美德。在与刘备联合取得赤壁之战胜利后，孙权便迅速谋划起了武力夺取荆州的战略；受到了刘备东征的报复后，他又不惜卑躬屈膝向曹魏政权称臣。这或许就是孙权的读书习惯所造成的政治人格缺失。
三国青铜弩机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相比之下，诸葛亮对读书方法与内容的选取便全面很多。他早年隐居耕读，注重“观其大略”。
“亮在荆州，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、徐元直、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，三人务于精熟，而亮独观其大略。”
所谓观其大略，即“举大义”而不守章句，不做寻章摘句的学问，而是通过读书获取前贤的思想精髓，把握实质，以便用于政治实践之中。诸葛亮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，表达了对“浮华”“迂滞”的经学的厌弃；他为蜀汉计深远，亲自为刘禅抄写的必读篇目，也都是日常运用的法家著作与兵书。
诸葛亮“观其大略”的读书方式，摆脱了汉代经学繁琐冗杂的弊端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也令他自身的政治见解日益成熟，最终向刘备提出了隆中对策。同样重要的一点是，诸葛亮读书并不只为参悟当今政治格局，还很注重提高人格修养。刘备去世后，诸葛亮感于三顾之恩，忠心耿耿辅佐少主刘禅，为蜀汉鞠躬尽瘁。《出师表》之所以被称为文学名篇，不仅因为其中的道理到今天依旧适用，更是因为世人为其中深藏的炽热情感所感动。晋朝建立后，晋武帝下令重用诸葛亮的后人，并指令陈寿编撰《诸葛亮集》。可见诸葛亮之读书，植根于德才并育的目标，因此尽管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，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，却在道德上建立了一个伟岸形象。
诸葛亮读书影视画面。来源/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
阅读与编修，促成文化发展良性循环
董卓之乱致使东汉书籍文明毁于一旦，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载：
“自辟雍、东观、兰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鸿都诸藏典策文章，竞共剖散……后长安之乱，一时焚荡，莫不泯尽焉。”
许多布帛所制的书都被做成了车帷与衣物，使得书籍整理与编撰事业一度停止。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中，也有众多有志之士坚持阅读，经书占据他们的书桌半壁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些书最易获得。
曹操于建安十九年（214）攻打孙吴失败后，逐渐意识到了武力制衡后发展文化的必要性，加之北方文化凋敝，使得曹魏非常重视文化重建来抗衡南方。当时袁涣秉承孔子的观点谏言：
“今天下大难已除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道也。以为可大收篇籍，明先圣之教，以易民视听，使海内斐然向风，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。”
曹操对此表示肯定，在击败袁绍后“尽收其辎重图书”，不知嗜书如命的曹操，未来有多少“深夜读物”来自这批收缴的书籍。
曹操的政令文图集。来源/曹操高陵博物馆
蜀、吴两国也有大规模的书籍整理活动。蜀汉设有典学校尉、典学从事、劝学从事之职，掌管书籍和教育；孙吴有史所载的大规模书籍整理活动，是吴少帝孙亮“命曜依刘向故事，校定众书”。初期三国还在动荡的武力兼并阶段，整理书籍一是为了供给阅读，二是为了文化存续；在“三股势力”相对制衡后，书籍的交流与编修则充满了文化竞争的味道。不过无论目的为何，这一趋势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末三国文献学的进步以及文化发展，也让爱书之人的书架又敦实了几分。
东晋《三国志·步骘传》残卷。来源/敦煌研究院
陈寿著《三国志》，大刀阔斧删减史料，裴松之注引甚至比《三国志》原文的字数要多。裴所补充的内容大多是陈寿著书时亦能看到的，然而陈寿主动放弃，可见他著书时主观选取了自认为重要的人物与事件。在这样的意识下，他依旧不厌其烦地强调了众多英豪喜爱读书的品格个性。除上述人物外，亦有如田畴“好读书”、孟光“博物识古，无书不览”、张昭“博览众书”、阚泽“究览群籍”、鲁肃“手不释卷”、孟仁读书“夙夜不懈”以及董遇强调读书“必当先读百遍”等描述。这表明在西晋建立后，国家依然将“爱读书”视作应被推广学习的优异品质。
参考文献：
《三国志》: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。
《后汉书》: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。
付开镜：《三国英雄读书论——以曹操、刘备、孙权、诸葛亮、关羽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湖北文理学院学报》2022年第4期。
黄炬：《汉末三国书籍活动考论》，《新世纪图书馆》2024年第6期。
王子今：《东汉的“学习型社会”》，《理论导报》2010年第3期。
宗瑞仙：《由诸葛亮读书方法看汉末思想走向》炒股配资手机版，《新疆大学学报(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》2012年第4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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